新世纪以来，随着“叙事性”诗歌的快速发展和繁荣，在诗歌题材方面，除却“打工诗歌”的崛起，“亲情诗歌”（泛指以一切有血缘关系的人物为主体对象的诗歌，朋友等其他关系除外。）也一直在暗中默默地生长着，并且相对成型。以北岛、潘洗尘、周瑟瑟、雷平阳、汤养宗、朵渔、大解、横行胭脂、刘年、灯灯、臧海英、王单单、庄凌、高短短等各个不同时期诗人的成功实践为范例，可以确立当代诗人在创作中绝大多数都有过“亲情诗歌”方面的探索和实践。

“亲情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几千年来文学艺术领域对于这方面的描绘和渲染一直从未停止。回溯几千年的中国传统诗歌，从《诗经·邶风·凯风》中的：“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劳苦。睍睆黄鸟，载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魏晋曹植《灵芝篇》中的：“伯瑜年七十，彩衣以娱亲。慈母笞不痛，歔欷涕沾巾”；唐代孟郊的《游子吟》中的“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宋代苏东坡的《江城子》中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清人黄景仁的《别老母》：“搴帏拜母河梁去，白发愁看泪眼枯。惨惨柴门风雪夜，此时有子不如无”；一直到海子的《日记》中的：“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再到英国诗人奥斯卡·王尔德《给妻子》中的“倘若这些凋落的残花/能有一朵你觉得美丽/爱就会将它吹送，安息/在你的发丝”。（汪剑钊译《王尔德诗选》，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可以清晰的看到，不管世人生活的时代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发达与落后、和平与战乱、富贵与贫穷，诗人对于“亲情”的吟咏或倾诉一直在延续，无止无息。

新世纪以来，随着电话的广泛普及，BP 机、手机和网络上QQ、Email、微信的兴起与广泛应用，“地球村”已经可谓名副其实。在此状况下，很多人不禁要问？我们是否已经到了一个没有“乡愁”的时代？答案是否定的。如果说在普通群众的意识里，“乡愁”这个词已经不复存在的话，那么在诗人这一群体中，对于亲人的思念、怀念或者纪念性的诗歌创作，还切实大量存在着。以改革开放后西北落后地区大批农民队伍群体南下打工潮的兴起为例，究其本质，大多数打工诗人除了大量创作与工业区、工厂、车间、生产线、工业原料、成品等相关的诗歌以外，也同时创作出了许多关于思乡、思亲、丧葬、婚娶、漂泊、落叶归根等题材类的作品。

当下的评论界对于一些诗人诗歌写作中题材拓展与多样化的问题，关注有所欠缺。许多批评家有一个共识，甚至狭隘的认为一个没有给父亲、母亲、配偶、孩子写过诗歌的诗人在灵魂上是不够健全的。新世纪以来，随着经济条件的逐渐好转，国内文化领域的国际化交流也日益加重，诸如一些西方节日在国内时常表现出浓重于我们传统的“端午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的现象。对于诗歌创作而言，可谓好多于坏。尤其近年来，但凡到了任何节日，不只商家在挖空心思谋划商机，广大诗人们也不甘落伍，创作出了大量应情应景的节日诗，与众多商家在网络上争先刷屏，抢占眼球，迎取点击率和关注度。这样的形式未必就会挤出好诗，但至少在诗歌传播、阻止诗歌边缘化问题上可以起到相当关键的作用。当然，清明节、母亲节、父亲节、中秋节等节日相关的诗歌，大多数都可以划分到“亲情诗歌”这一范畴中来。

诗人在写作“亲情诗歌”时是一种情感的自然流淌（为一些母爱或情诗等征稿大赛针对性写作的作品除外），大概只是有感而发或情绪波动时寻求一种心灵上的自我慰藉。若细心地去观察、总结，就会发现这种潜意识状态下的自我写作倾向，是顺其自然、流水线式的精神认知和思想升华的必然归宿。据统计，“亲情诗歌”在诗刊社编选的《青春诗会三十年诗选》中诗人比例为13/139；在朱零编选的《2015 年度诗人选》中诗人比例为10/45；在伊沙编选的《新世纪诗典》（第一季）中诗歌比例为16/365；在王单单诗集《山冈诗稿》中诗歌比例为22/126。面对五光十色的大千世界，诗人们根植于“亲情”的叙述，忠诚于“亲情”的寻找，倾向于“亲情”的抒发，在大多数相关数据中比例能达到十分之一以上，这些随机抽取的检验样本都是有效的探索和发掘。

亲情以血液的流通为纽带而传承，而生命以血液的流动或静止为分界线，试想一位诗人在写作亲情诗歌的过程中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悲叹、恸哭、血泪交加，恍惚、寂静、神思迷离？抑或甜蜜、温馨、欢天喜地？

文章来源：《探索科学》 网址: http://www.tskxzzs.cn/qikandaodu/2021/0325/138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