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鉴于科学研究中存在的性别偏见和性别歧视，女性科学家的研究成果难以得到科学共同体的普遍承认，女性研究者的学术论文往往比男性研究者的学术论文更难得到学术期刊的录用[1-5]。女性主义者提出了女性主义认识论，借以矫正这些科学研究中存在的不公正现象，颠覆和改造以男性为中心的知识体系，恢复女性作为认识主体所应具有的合法地位和合理主张[6-7]。女性主义认识论与科学研究早已交织在一起，二者共生共栖已经有近四十年的历史。然而，女性主义认识论对科学研究尤其是科学方法论的贡献却鲜有人论及。虽然有一些科学研究者提到了科学研究中的偏见与女性主义认识论相关，论及客观性、主观性、理性主义、相对性等问题，但往往浅尝辄止，对女性主义认识论的贡献要么一笔带过，要么只字不提[8-9]。因此，本文认为，有必要探讨女性主义认识论对科学方法论的贡献，分析其理论批判、理论建构和发展取向。 二、女性主义认识论的科学研究策略 与后结构主义批判相应，女性主义认识论提出了新的科学研究策略，涉及客观性、责任、知识的证明、科学研究中的主客体二分等。用桑德拉·哈丁(Sandra Harding)的话说，女性主义认识论可以视为后继者科学，因为女性主义认识论旨在重建现代科学的原初目标[9-10]。虽然女性主义认识论摒弃了科学知识的传统观念，提出了具体的非认识论价值观的可适性问题，但是，其并未摒弃科学实在这一根本宗旨。其学术旨趣在于重构知识证明的方式，而不是否定科学的合法性。其既不主张狭义的客观性，也不主张极端的相对主义，而是主张一种更为贴近现实存在的科学观[9]。在它看来，科学就是在社会世界所进行的一种复杂的多维度实践，因此，科学是社会实践过程，而非个人行为。客观性、标准和程序均由科学共同体协商而构建，同时受到社会力量的影响。这样，女性主义认识论框架下的科学观就对作为一种中立、普遍和自主的知识生产方式的传统科学观构成了严重挑战。这意味着，要想把握科学的实际运作方式就不能仅仅依靠逻辑规则和观察，还需要社会实践活动[9，11]。 传统上，在实证主义看来，只有证明的语境才能称得上是科学。同样，只有它才受方法论的管辖。至于发现的语境，即影响科学假设形成的因素，并非科学的组成部分，只能算是一种没有方法的创造性活动。其实，二者的界限难以厘清，一直相互交织在一起，前者所蕴含的价值观同样普遍存在于后者之中。这并不是说科学仅仅是传递主观价值观的工具，而是说我们必须承认其存在，并根据它来重新认识科学程序。女性主义者关注社会各个方面存在的不平等现象，并将科学视为造成这些不平等现象的首要原因。因此，其试图改变科学生产知识的方式。同样，科学的目标并非追求真理，而是解决具体问题。换言之，科学必须回答什么是问题、什么问题需要解决、什么问题需要回答、用什么工具解决问题、什么答案才是有用的答案等。女性主义认识论者的目标就是认识现实，改变现实，消除不平等现象[9，11]。 虽然女性主义经验论者接受现有的方法论准则，但是女性主义经验论者认为，这些方法论中存在有害的男性中心主义和性别歧视偏见。即使科学声称其研究方法中不带任何主观色彩，但它依然是以男性中心主义偏见的方式取得其研究结果。对此的唯一解释就是对研究方法的不充分使用。只有采用不含男性中心主义偏见的方法论，科学的质量才会提高。显然，女性主义经验论对科学的批判不够彻底。一方面，它强调主张政治价值观的好处，另一方面，它支持要求中立性的方法论。它强调科学不仅需要证明的语境，而且需要发现的语境，发现的语境中所蕴含的价值观对理解科学研究的结果至关重要。同样，价值观在科学推理中起着重要作用。科学是由人组成的群体所从事的社会实践活动，而不是个体行为。因此，任何知识论都必须解释这一社会性特征。既然科学具有强社会维度，那么，科学就必须包括发现的语境和证明的语境。价值观在科学证明中具有重要作用。虽然经验是理论证明的主要依据，但其绝不是理论评价的唯一工具。价值观是背景假设的组成部分，经验要有意义就必须关涉价值观，价值观受经验控制。女性主义经验论怀疑科学的核心，质疑科学程序和客观性。由于偏见并非由个体的错误引起，因此，偏见就是歧视，就是为整个科学共同体所普遍接受的信念，是社会等级秩序的基石。因此，要消除偏见，知识生产就需要重新定位[9，12]。 女性主义立场论者认为，某些边缘化的社会群体因其特殊地位而享有认识特权。其边缘位置使其能够实事求是地看待问题，不会对现实加以歪曲。同样，处于从属地位的人对现实更为敏感，急于了解其受压迫的原因，对现实中的矛盾、问题和紧张状况有更为深入的洞察。处于从属地位的女性是社会中的局外人，其能够清楚地认识到性别如何建构社会等级结构，而男性却对此熟视无睹。女性主义立场论者强调，女性并非一个同质的群体，其受压迫的经验各不相同，对自然和世界的理解各不相同，因此，其是一个异质的群体，对现实存在应当采取多元立场论。为此，桑德拉·哈丁提出了强客观性(strong objectivity)概念，以取代传统的客观性概念，并将其作为科学追求的目标[13]。他之所以这么做，乃是因为传统科学方法论未能筛选出支配群体的价值观和歧视，未能意识到诸如男性中心主义之类的意识形态的影响，未能审视作为发现的语境的驱动力的原则。因此，客观性需要重新审视。虽然每个看法都是基于某个特定的社会政治文化语境，但是，并非每个看法都有效。强客观性意味着要对发现的语境加以科学地评估，观察每个具体的社会定位与在此位置上生成的知识之间的关系。因此，所谓自动获得的认识论特权其实并不存在。处于不同位置的认识主体对现实存在自然具有不同的理解，也就会形成不同的知识。处于边缘位置的认识主体对现实存在的理解自然不同于处于中心位置的认识主体对现实存在的理解，二者的知识形式和知识结构当然会存在差异。在最终分析阶段，知识是否有效则取决于认识主体的立场和对客观性的运用。维护活动(maintenance activities)就是这一科学观的直接体现。这一活动最初由加泰罗尼亚考古学家于1990年代提出，之后便迅速遍及整个西班牙考古学界。这些活动具有特定的文化含义，但其包括各种关爱活动，活动的宗旨是保证群体的生存。这就要求具有专门的技术知识和社会技能的成员来编织社会关系网络。所有成员共享成果，但负责这些活动的主要是女性[9，12]。 后现代女性主义认识论对元现实(meta-reality)持怀疑态度，对本体、主体和知识持固定的看法，致使考古学和其他社会科学更为关注独特性而不是普遍性，更加关注互文性而不是因果性，更加关注不可重复性而不是循环性[14]。科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交叉性和多元性，注重变异性分析，尤其关注性别与其他变量的交叉性分析。也就是说，既要注重性别之间的差异性，又要注重跨性别的相似性[9，15]。 女性主义认识论否定欧几里得(Euclidean)社会生活模式的统一性和直线性，主张复杂的生态思维，将物质世界视为行动者(actant)。它认为，现象总是处于缠结(entanglement)关系中，而边界总是变化不定。在此基础上，它对本体的本质性提出了挑战[16-17]。 世界本身就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其内容取决于社会群体的认知活动，因此，知识具有社会性。从事认识活动的是社会群体而不是个体。女性主义认识论关注社会世界的构建方式，关注知识政治，而不是本体政治，要求对关系和变化进行重新认识，进而要求对社会物质关系等级秩序进行重新调整。这一方法论转向要求我们承认认识主体、认知客体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的动态性相互关系的必要性，正视人类行为者的一系列差异、一致性和交叉性，其能动性经常被均质化。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一种交叉式的方法论。认识主体的社会地位是决定其信仰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证明的关键因素[17]。 女性主义认识论强调女性主义原则与历史唯物主义和结构主义相结合，将性别作为分析范畴引入科学研究，分析妇女的经验和生活，揭露并批判科学研究中的男性中心主义偏见，倡导女性主义科学推理。在女性主义认识论影响下，科学研究者开始全面反思科学推理和实践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在程序语境中研究性别与科学研究的关系，以及性别对科学研究策略的影响。程序主义(processualism)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极大地促进了科学研究策略的合理化，开拓了研究视野，研究对象不再仅仅局限于自然界，而是包括社会和作为认识主体的人。这样，科学就不再是关于现实世界的记录，而是关于人的认识[9]。作为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的人，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具有延续性、变化性、发展性特征，而且，人的一生都处于发展之中，发展并非一种单方向的简单增加，而是一个复杂的新旧更替的过程，涉及生理、心理、认知、社会环境、文化等诸多方面，每一个方面都取决于别的方面的发展变化[18-19]。这就意味着，知识的形成和获取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甚至知识本身也是一个渐变的过程，而不仅仅是认识的结果。认识主体由众多具体的个体组成，而不是由所谓的普遍的人类性或妇女性组成，因此，可以说，认识主体性就是一种主体间性[20]，所有寻求知识的努力均定位于社会文化语境中[21]。因此，知识建构离不开社会文化语境，同样也离不开众多认识个体的社会经验及其所从属的阶级、种族和所具有的社会文化背景[22]。由于认识主体具有相对性，因此，作为认识过程和认识结果的知识同样具有相对性。认识主体具有多元性特征[23]。实际上，本质上完全相同的认识主体并不存在，相反，普遍存在的都是异质的具有个体特征的认识主体。女性并非一个具有先验特征的同质的社会行为主体，而是一个在后天社会文化语境中形成的具有异质特征的社会行为主体，其身份的建立、性属的确定和知识的形成都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并不具有先验性、永久性、完整性等特征[24]。另一方面，认识主体对客体的认识以及知识的构建受制于诸多因素。科学知识与权力、政治、种族、阶级等诸多因素密切相关，换言之，知识构建与认识主体在科学、种族和性别的特殊认知结构和政治结构中的位置密切相关[25]。认识主体的信念、情感、经验及其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均会对其知识建构产生影响[24]。不同的认识主体往往具有不同的信念、情感、经验和社会文化框架，自然会以不同的方式构建知识体系，因此，后现代女性主义认识论者主张多重真理、多重角色、多重现实，拒斥妇女的本质属性和成为女性的单一途径[7]。 由于女性主义认识论多元主体性观念和渐变观念的影响，生态系统观成为科学研究的新范式。该范式将性别作为微观变量引入科学研究，将人群视为在多重系统和次系统中活动的行为主体，一切活动的目标都是为了追求平衡；认为社会不仅应当作为一个整体被观察，而且应当在分为一个个群体或小集团之后方可被观察。其借助于实证主义方法论，研究以往为主流研究路径所忽视的问题，揭示科学研究中所蕴含的价值观及其对科学解释的影响，关注以往因事先形成的文化价值观所忽视的数据的范围(比如，美国教师不鼓励女生学习被认为具有所谓男性特征的数学和自然科学，却积极鼓励男性学习这些学科)[26-27]。这样，科学研究就不再局限于发现的语境，而且包括证明的语境；科学研究方法论并非与价值观无涉，而是由价值观决定。需要注意的是，价值观并非仅仅由占主导地位的男性价值观构成，还必须包括一直为科学界所忽视的女性价值观。同样，对社会的理解并不仅仅基于男性价值观，而是基于包括女性价值观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的价值观。为此，科学界发出了“找到女性”的呼声[9，28，29]。这不仅是要找到女性主体，而且是要找到女性客体，即女性研究对象，更重要的是，要找到对科学事实加以解释的女性视角和影响科学评判的女性价值观，发现男性认识主体和女性认识主体对待同样的研究对象所产生的差异性解释，并发现其原因。 生态系统观强调社会变化，强调将整个行为系统作为分析单位，自然并非系统变化的唯一机制。科学的任务并非仅仅是解释事实，而是解释作为研究驱动力的价值观和假设，对人的作用和能力进行反思，并对相关假设加以检验[30]。变化其实是社会协商的结果。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张力和重新组合是理解系统变化的关键，资源和劳动的重新分配必然形成新的社会秩序。这就需要将经验充分性与某些非认识性价值观结合起来[8]。因此，科学研究应当是以过程为导向，而不是以结果为导向；科学应当关注具有相互关联的各个要素之间如何变化，而不是关注其为何变化；科学需要进行建构性实践，而不是解构性实践和破坏性实践。这就需要对事物的本质属性具有非本质主义(non-essentialist)的认识，决定事物的本质及其变化的是本体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的关系，决定知识的表现形式和图形背景的关键在于变异的多样化过程和运动的样式，因此，我们应当采用衍射式思维(thinking diffractively)。衍射不同于折射(refraction)或反射(reflection)，它是干扰的映射(mapping)，而不是复制、反射或繁殖的映射。衍射式思维模式并不会反映差异会于何处出现，而会反映差异的影响会于何处出现[31-33]。它关注的是哪些差异起作用、如何起作用以及为谁起作用等问题。简言之，衍射式思维模式关注如何发现差异和解释差异的本质等问题[16，34]。作为知识实践的物质表现形式，衍射式思维模式具有结构性特征。 后现代女性主义认识论关照下的科学研究重视多重声音(multivocality)或多重性(multiplicity)和超文本(hypertext)，即通过新的数字媒体来发现多重声音。超文本即通过多渠道以电子方式联结起来的文本碎片、声音和图像等，构建多重叙事框架。超文本可以真实地再现知识形成的过程。这就意味着，科学解释需要破除知识权威，摆脱所谓科学的规范性叙述的束缚[35]。多重性不仅意味着视角的多元性，而且意味着意义的多元性和结构的多元性[36]。换言之，研究者的观察视角应当是动态的，而非固定不变的，需要不断调整；对观察对象的解释应当是多方面的，而不应当是单一的。正如没有唯一的女性主义认识论一样，知识也不是唯一的，知识的形成方式也不是唯一的。知识不仅仅是社会产物，而且是社会过程，知识形成于社会化过程之中。知识不仅是思想、观念、信念，而且是物质化的表现形式，这样，两性差异可作为不同认知方式的来源。而且，女性不同阶层、群体、种族之间的差异亦可作为知识构成的基础，以主体与客体、事实与价值相互交融为特征的具有强烈自省精神的“强客观性”随即建立[7，37]，将自然、文化和知识融于一个复杂的相互依赖的整体之中[38]。在女性主义认识论框架下，主体与客体、自然与社会的二元论模式被彻底抛弃，科学研究被置于社会语境之中。 理性是改变科学研究态度、意图和实践的力量。相应地，理论理性就是通过反思理性来获取、拒绝和修正认知态度(包括信仰和理论承诺)，以及探究实践的力量。这样，反思性认可就可以检验某种考虑是否可以成为我们采取某种态度或从事某种实践的理由。换言之，反思性认可不仅可以检验我们科学态度的合理性，而且可以检验我们所从事的科学探究的合理性[39]。反思性认可拒斥个人主义的自足性，主张社会性的探究实践，因为个人探究的结果必须有待于他人的检验方可为整个科学共同体所接受[5]。 由于性别对科学研究的态度、知识的内容和形成过程具有影响，因此，科学研究就无法回避性别化的理论分工问题。性别化的理论分工对理论知识的内容、形成过程和发展都具有影响。不同性别的研究者面对同样的研究对象可能得到不同的回答[40]，得出不同的结论，并形成不同的知识和知识结构。因此，知识实践必须重视研究者的性别多样性和相互平衡，在评价知识的有效性时尤其要关注研究者的性别。正是因为研究者的性别是影响所观察对象的变量，或者说，是影响和观察对象的接近程度的变量，合理的科学研究设计就必须注意研究者的性别，采用性别平衡、反思性社会学方法和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策略性互动来构建完整、合理的知识结构[5]。理论的认识论价值无法通过意识形态的直接运用加以评价。理论不仅要陈述事实，而且要将事实组织成系统，并对其意义予以说明。从逻辑上看，理论要超越事实。所有理论都因为经验性证据而缺乏说服力[41]。要想在被观察的事实与理论假设之间建立联系，就需要借助于辅助性背景假设。只有具有经验充分性的理论才具有科学合理性。因此，科学研究应当关注对行为具有决定作用的线性因果关系和对行为的结构限制，通过自我批判和自我改进机制，建立反思性的自我认可(reflective self-endorsement)检验体系[5]。 显而易见，女性主义认识论关照下的科学研究已经建立了新的解释模型，重新建构了老问题，揭示了影响主流理论有效性的事实，改进了数据收集技术，纠正了科学研究者中普遍存在的认知偏见，清除了由性别意识形态继承下来的困惑，改变了科学研究实践和理论建构的方向，重新构拟出针对各种不同研究项目的前景和优点的评价机制，成功地改造了理论知识领域[5]。一言以蔽之，女性主义认识论对科学方法论的贡献就在于：它使我们认识到，科学理论并不具有唯一性，而是存在各种可能性[42]。 当今女性主义认识论不仅研究范围得到大大拓展，而且研究方法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方面开展后库恩式(Post-Kuhnian)研究；(2)社会建构论研究；(3)知识考古学和知识社会学研究，企图发现被湮没的西方文化文本；(4)对分析文本和认识论的后结构主义研究[6-7]。 三、结束语 自从女性主义认识论诞生之日起，其就与科学研究交织在一起，二者共生共栖已经有近四十年的历史。然而，女性主义认识论对科学研究尤其是科学方法论的贡献却鲜有人论及。即使偶有研究者论及科学研究中的偏见与女性主义认识论相关，但往往浅尝辄止，对女性主义认识论的贡献要么一笔带过，要么只字不提[8-9]。鉴于此，本文从理论批判、理论建构和发展取向等三个方面全面分析了女性主义认识论对科学方法论的贡献。女性主义认识论对科学方法论的贡献就在于：其使我们认识到，科学理论并不是只有唯一性，而是存在各种可能性[42]。 [ 1 ] FIDELL，L.S.Empirical verification of sex discrimination in hiring practices in psychology[J].American psychologist，1970，25(12)：1094-1098. [ 2 ] FOX，MARY FRANK.Sex segregation and salary structure in academia[J].Sociology of work and occupation，1981，8(1)：39-60. [ 3 ] LEFLCOWITZ，M.R.Education for women in a man’s world[J].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1979，(6)：56. [ 4 ] PALUDI，MICHELE ANTOINETTE，WILLIAM D.BAUER.Goldberg revisited：What’s in an author’s name[J].Sex roles，1983，9(3)：287-390. [ 5 ] ANDERSON，ELIZABETH.Feminist epistemology：An interpretation and a defense[J].Hypatia，1995，10(3)：50-84. [ 6 ] 杨永忠，周庆.女性主义哲学研究的现状与前景[J].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7(3)：1-7. [ 7 ] 杨永忠，周庆.后现代哲学视野中女性主义认识论研究[J].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8(3)：10-15. [ 8 ] LONGINO，H.E.Subjects，power，and knowledge：Description and prescription in feminist philosophies of science[M]//E.F.KELLER，H.E.LONGINO.Oxford readings in feminism，feminism and scien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264. [ 9 ] LOZANO，RUBIO SANDRA.Gender thinking in the making：Feminist epistemology and gender archaeology[J].Norwegian archaeological review，2011，44(1)：21-39. [10] HARDING，SANDRA.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M].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6：142. [11] GONZ LEZGARC A，M.Epistemología feministy práctica científica[M]//N.BL ZQUEZ GRAF，J.FLORES.Ciencia，tecnología y género en iberoamérica.Coyoacán：UNAM，2005：575-596. [12] HARAWAY，DONNA.Situated knowledge：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and the privilege of partial perspective[M]//DONNA HARAWAY.Simians，cyborgs，and women：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s.London：Free Association Books，1991：183-201. [13] HARDING，SANDRA.“Strong objectivity”：A response to the new objectivity question[M]//J.KOURANY.The gender of science.Engle wood Cliffs，NY：Prentice Hall，2002：340-352. [14] KNAPP，B.Archaeology without gravity：Postmodernism and the past[J].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1996，3(2)：127-158. [15] BRUMFIEL，E.M.Methods in feminist and gender archaeology：A feeling for difference-likeness[M]//S.MILLEDGE NELSON.Handbook of gender in archaeology.Lanham，MD：Altamira Press，2006：30-58. [16] WHATMORE，S.Materialist returns：Practising cultural geography in and for a more-than-human world[J].Cultural Geography，2006，13(4)：600-609. [17] HUGHES，CHRISTINA，CELIA LURY.Re-turning feminist methodologies：From a social to an ecological epistemology[J].Gender and education，2013，25(6)：786-799. [18] SHAFFER，D.R.Developmental psychology：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M].Belmont,CA:Wadsworth，1989：9. [19] 蔡寒松.生命全程语言学：理论和实践[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1(1)：2-6. [20] 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389. [21] 哈丁.科学文化多元性：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和认识论[M].夏侯炳，谭兆民，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202. [22] 杨永忠，周庆.论女性主体意识[J].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2010(4)：7-11. [23] CAMPBELL，KIRSTEN.The promise of feminist reflexivities：Developing Donna Haraway’s project for feminist science studies[J].Hypatia，2004，19(1)：162-182. [24] 王宏维.论女性主义认识论演进中的三个基本问题[J].哲学研究，2009(7)：78-84. [25] 洪晓楠，郭丽丽.唐娜·哈拉维的情境化知识观解析[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95-100. [26] CURRAN，LIBBY.Science education：Did she drop out or was she pushed？[M]//LYNDA BIRKE，WENDY FAULKNER，SANDY BEST，DEIRDRE JANSON-SMITH，KATHY OVERFIELD.Alice through the microscope：The power of science over women’s lives.London：Virago，1980：30-32. [27] BECKER，JOANNE ROSSI.Differential treatment of females and males in mathematics classes[J].Journal for research in mathematics education，1981，12(1)：40-53. [28] BINFORD，L.R.In pursuit of the future[M]//DAVID J.MELTZER， D.FOWLER ，JEREMY A.SABLOFF.American archaeology，past and future：A celebration of the society for American archaeology，1935-1985.Washington：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1986：459-479. [29] WYLIE，A.Gender theory and the archaeological record：Why is there no archaeology of gender[M]//M.CONKEY，J.GERO.Engendering archaeology：Women and prehistory.Oxford：Blackwell，1991：31-54. [30] BRUMFIEL，E.M.Distinguished lecture in archaeology：Breaking and entering the ecosystem-gender，class and faction steal the show[J].American anthropologist，1992，94(3)：551-567. [31] HARAWAY，DONNA.The promises of monsters：A regenerative politics for inappropriated others[M]//L.GROSSBERG，C.NELSON，P.TREICHLER.Cultural studies.New York：Routledge，1992：295-337. [32] STENGERS，I.Cosmopolitics 1[M].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10：34-35. [33] TIMETO，F.Diffracting the rays of technoscience：A situated critique of representation[J].Poiesis prax，2011，8(2-3)：151-167. [34] BARAD，KAREN.Meeting the universe half-way：Quantum physics and the entanglement of matter and meaning[M].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2007：36. [35] JOYCE，ROSEMARY A，RUTH E.TRINGHAM.Feminist adventures in hypertext[J].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2007，14(3)：328-358. [36] HARAWAY，DONNA.Situated knowledges：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and the privilege of partial perspective[J].Feminist studies，1988，14(3)：575-599. [37] 吴小英.女性主义认识论与公共政策[J].妇女研究论丛，1998(1)：4-8. [38] ROBERT，A.Nature，media and knowledge：A transdiciplinary study of the nature and impact of ecological research in science，culture and philosophy[R].Unpublished MA，San Francisco：California Institute of Integral Studies，2011：1. [39] ANDERSON，ELIZABETH.Value in ethics and economics[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91-98. [40] SHERIF，CAROLYN.Bias in psychology[M]//SANDRA HARDING.Feminism and methodology.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7：47-48. [41] QUINE，WILLARD VAN ORMAN.Word and object[M].Cambridge：MIT Press，1960：22. [42] HARAWAY，DONNA.Primatology is politics by other means[M]//RUTH BLEIER.Feminist approaches to science.New York：Pergamon，1986：81-96. 一、引言鉴于科学研究中存在的性别偏见和性别歧视，女性科学家的研究成果难以得到科学共同体的普遍承认，女性研究者的学术论文往往比男性研究者的学术论文更难得到学术期刊的录用[1-5]。女性主义者提出了女性主义认识论，借以矫正这些科学研究中存在的不公正现象，颠覆和改造以男性为中心的知识体系，恢复女性作为认识主体所应具有的合法地位和合理主张[6-7]。女性主义认识论与科学研究早已交织在一起，二者共生共栖已经有近四十年的历史。然而，女性主义认识论对科学研究尤其是科学方法论的贡献却鲜有人论及。虽然有一些科学研究者提到了科学研究中的偏见与女性主义认识论相关，论及客观性、主观性、理性主义、相对性等问题，但往往浅尝辄止，对女性主义认识论的贡献要么一笔带过，要么只字不提[8-9]。因此，本文认为，有必要探讨女性主义认识论对科学方法论的贡献，分析其理论批判、理论建构和发展取向。二、女性主义认识论的科学研究策略与后结构主义批判相应，女性主义认识论提出了新的科学研究策略，涉及客观性、责任、知识的证明、科学研究中的主客体二分等。用桑德拉·哈丁(Sandra Harding)的话说，女性主义认识论可以视为后继者科学，因为女性主义认识论旨在重建现代科学的原初目标[9-10]。虽然女性主义认识论摒弃了科学知识的传统观念，提出了具体的非认识论价值观的可适性问题，但是，其并未摒弃科学实在这一根本宗旨。其学术旨趣在于重构知识证明的方式，而不是否定科学的合法性。其既不主张狭义的客观性，也不主张极端的相对主义，而是主张一种更为贴近现实存在的科学观[9]。在它看来，科学就是在社会世界所进行的一种复杂的多维度实践，因此，科学是社会实践过程，而非个人行为。客观性、标准和程序均由科学共同体协商而构建，同时受到社会力量的影响。这样，女性主义认识论框架下的科学观就对作为一种中立、普遍和自主的知识生产方式的传统科学观构成了严重挑战。这意味着，要想把握科学的实际运作方式就不能仅仅依靠逻辑规则和观察，还需要社会实践活动[9，11]。传统上，在实证主义看来，只有证明的语境才能称得上是科学。同样，只有它才受方法论的管辖。至于发现的语境，即影响科学假设形成的因素，并非科学的组成部分，只能算是一种没有方法的创造性活动。其实，二者的界限难以厘清，一直相互交织在一起，前者所蕴含的价值观同样普遍存在于后者之中。这并不是说科学仅仅是传递主观价值观的工具，而是说我们必须承认其存在，并根据它来重新认识科学程序。女性主义者关注社会各个方面存在的不平等现象，并将科学视为造成这些不平等现象的首要原因。因此，其试图改变科学生产知识的方式。同样，科学的目标并非追求真理，而是解决具体问题。换言之，科学必须回答什么是问题、什么问题需要解决、什么问题需要回答、用什么工具解决问题、什么答案才是有用的答案等。女性主义认识论者的目标就是认识现实，改变现实，消除不平等现象[9，11]。虽然女性主义经验论者接受现有的方法论准则，但是女性主义经验论者认为，这些方法论中存在有害的男性中心主义和性别歧视偏见。即使科学声称其研究方法中不带任何主观色彩，但它依然是以男性中心主义偏见的方式取得其研究结果。对此的唯一解释就是对研究方法的不充分使用。只有采用不含男性中心主义偏见的方法论，科学的质量才会提高。显然，女性主义经验论对科学的批判不够彻底。一方面，它强调主张政治价值观的好处，另一方面，它支持要求中立性的方法论。它强调科学不仅需要证明的语境，而且需要发现的语境，发现的语境中所蕴含的价值观对理解科学研究的结果至关重要。同样，价值观在科学推理中起着重要作用。科学是由人组成的群体所从事的社会实践活动，而不是个体行为。因此，任何知识论都必须解释这一社会性特征。既然科学具有强社会维度，那么，科学就必须包括发现的语境和证明的语境。价值观在科学证明中具有重要作用。虽然经验是理论证明的主要依据，但其绝不是理论评价的唯一工具。价值观是背景假设的组成部分，经验要有意义就必须关涉价值观，价值观受经验控制。女性主义经验论怀疑科学的核心，质疑科学程序和客观性。由于偏见并非由个体的错误引起，因此，偏见就是歧视，就是为整个科学共同体所普遍接受的信念，是社会等级秩序的基石。因此，要消除偏见，知识生产就需要重新定位[9，12]。女性主义立场论者认为，某些边缘化的社会群体因其特殊地位而享有认识特权。其边缘位置使其能够实事求是地看待问题，不会对现实加以歪曲。同样，处于从属地位的人对现实更为敏感，急于了解其受压迫的原因，对现实中的矛盾、问题和紧张状况有更为深入的洞察。处于从属地位的女性是社会中的局外人，其能够清楚地认识到性别如何建构社会等级结构，而男性却对此熟视无睹。女性主义立场论者强调，女性并非一个同质的群体，其受压迫的经验各不相同，对自然和世界的理解各不相同，因此，其是一个异质的群体，对现实存在应当采取多元立场论。为此，桑德拉·哈丁提出了强客观性(strong objectivity)概念，以取代传统的客观性概念，并将其作为科学追求的目标[13]。他之所以这么做，乃是因为传统科学方法论未能筛选出支配群体的价值观和歧视，未能意识到诸如男性中心主义之类的意识形态的影响，未能审视作为发现的语境的驱动力的原则。因此，客观性需要重新审视。虽然每个看法都是基于某个特定的社会政治文化语境，但是，并非每个看法都有效。强客观性意味着要对发现的语境加以科学地评估，观察每个具体的社会定位与在此位置上生成的知识之间的关系。因此，所谓自动获得的认识论特权其实并不存在。处于不同位置的认识主体对现实存在自然具有不同的理解，也就会形成不同的知识。处于边缘位置的认识主体对现实存在的理解自然不同于处于中心位置的认识主体对现实存在的理解，二者的知识形式和知识结构当然会存在差异。在最终分析阶段，知识是否有效则取决于认识主体的立场和对客观性的运用。维护活动(maintenance activities)就是这一科学观的直接体现。这一活动最初由加泰罗尼亚考古学家于1990年代提出，之后便迅速遍及整个西班牙考古学界。这些活动具有特定的文化含义，但其包括各种关爱活动，活动的宗旨是保证群体的生存。这就要求具有专门的技术知识和社会技能的成员来编织社会关系网络。所有成员共享成果，但负责这些活动的主要是女性[9，12]。后现代女性主义认识论对元现实(meta-reality)持怀疑态度，对本体、主体和知识持固定的看法，致使考古学和其他社会科学更为关注独特性而不是普遍性，更加关注互文性而不是因果性，更加关注不可重复性而不是循环性[14]。科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交叉性和多元性，注重变异性分析，尤其关注性别与其他变量的交叉性分析。也就是说，既要注重性别之间的差异性，又要注重跨性别的相似性[9，15]。女性主义认识论否定欧几里得(Euclidean)社会生活模式的统一性和直线性，主张复杂的生态思维，将物质世界视为行动者(actant)。它认为，现象总是处于缠结(entanglement)关系中，而边界总是变化不定。在此基础上，它对本体的本质性提出了挑战[16-17]。世界本身就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其内容取决于社会群体的认知活动，因此，知识具有社会性。从事认识活动的是社会群体而不是个体。女性主义认识论关注社会世界的构建方式，关注知识政治，而不是本体政治，要求对关系和变化进行重新认识，进而要求对社会物质关系等级秩序进行重新调整。这一方法论转向要求我们承认认识主体、认知客体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的动态性相互关系的必要性，正视人类行为者的一系列差异、一致性和交叉性，其能动性经常被均质化。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一种交叉式的方法论。认识主体的社会地位是决定其信仰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证明的关键因素[17]。女性主义认识论强调女性主义原则与历史唯物主义和结构主义相结合，将性别作为分析范畴引入科学研究，分析妇女的经验和生活，揭露并批判科学研究中的男性中心主义偏见，倡导女性主义科学推理。在女性主义认识论影响下，科学研究者开始全面反思科学推理和实践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在程序语境中研究性别与科学研究的关系，以及性别对科学研究策略的影响。程序主义(processualism)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极大地促进了科学研究策略的合理化，开拓了研究视野，研究对象不再仅仅局限于自然界，而是包括社会和作为认识主体的人。这样，科学就不再是关于现实世界的记录，而是关于人的认识[9]。作为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的人，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具有延续性、变化性、发展性特征，而且，人的一生都处于发展之中，发展并非一种单方向的简单增加，而是一个复杂的新旧更替的过程，涉及生理、心理、认知、社会环境、文化等诸多方面，每一个方面都取决于别的方面的发展变化[18-19]。这就意味着，知识的形成和获取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甚至知识本身也是一个渐变的过程，而不仅仅是认识的结果。认识主体由众多具体的个体组成，而不是由所谓的普遍的人类性或妇女性组成，因此，可以说，认识主体性就是一种主体间性[20]，所有寻求知识的努力均定位于社会文化语境中[21]。因此，知识建构离不开社会文化语境，同样也离不开众多认识个体的社会经验及其所从属的阶级、种族和所具有的社会文化背景[22]。由于认识主体具有相对性，因此，作为认识过程和认识结果的知识同样具有相对性。认识主体具有多元性特征[23]。实际上，本质上完全相同的认识主体并不存在，相反，普遍存在的都是异质的具有个体特征的认识主体。女性并非一个具有先验特征的同质的社会行为主体，而是一个在后天社会文化语境中形成的具有异质特征的社会行为主体，其身份的建立、性属的确定和知识的形成都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并不具有先验性、永久性、完整性等特征[24]。另一方面，认识主体对客体的认识以及知识的构建受制于诸多因素。科学知识与权力、政治、种族、阶级等诸多因素密切相关，换言之，知识构建与认识主体在科学、种族和性别的特殊认知结构和政治结构中的位置密切相关[25]。认识主体的信念、情感、经验及其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均会对其知识建构产生影响[24]。不同的认识主体往往具有不同的信念、情感、经验和社会文化框架，自然会以不同的方式构建知识体系，因此，后现代女性主义认识论者主张多重真理、多重角色、多重现实，拒斥妇女的本质属性和成为女性的单一途径[7]。由于女性主义认识论多元主体性观念和渐变观念的影响，生态系统观成为科学研究的新范式。该范式将性别作为微观变量引入科学研究，将人群视为在多重系统和次系统中活动的行为主体，一切活动的目标都是为了追求平衡；认为社会不仅应当作为一个整体被观察，而且应当在分为一个个群体或小集团之后方可被观察。其借助于实证主义方法论，研究以往为主流研究路径所忽视的问题，揭示科学研究中所蕴含的价值观及其对科学解释的影响，关注以往因事先形成的文化价值观所忽视的数据的范围(比如，美国教师不鼓励女生学习被认为具有所谓男性特征的数学和自然科学，却积极鼓励男性学习这些学科)[26-27]。这样，科学研究就不再局限于发现的语境，而且包括证明的语境；科学研究方法论并非与价值观无涉，而是由价值观决定。需要注意的是，价值观并非仅仅由占主导地位的男性价值观构成，还必须包括一直为科学界所忽视的女性价值观。同样，对社会的理解并不仅仅基于男性价值观，而是基于包括女性价值观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的价值观。为此，科学界发出了“找到女性”的呼声[9，28，29]。这不仅是要找到女性主体，而且是要找到女性客体，即女性研究对象，更重要的是，要找到对科学事实加以解释的女性视角和影响科学评判的女性价值观，发现男性认识主体和女性认识主体对待同样的研究对象所产生的差异性解释，并发现其原因。生态系统观强调社会变化，强调将整个行为系统作为分析单位，自然并非系统变化的唯一机制。科学的任务并非仅仅是解释事实，而是解释作为研究驱动力的价值观和假设，对人的作用和能力进行反思，并对相关假设加以检验[30]。变化其实是社会协商的结果。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张力和重新组合是理解系统变化的关键，资源和劳动的重新分配必然形成新的社会秩序。这就需要将经验充分性与某些非认识性价值观结合起来[8]。因此，科学研究应当是以过程为导向，而不是以结果为导向；科学应当关注具有相互关联的各个要素之间如何变化，而不是关注其为何变化；科学需要进行建构性实践，而不是解构性实践和破坏性实践。这就需要对事物的本质属性具有非本质主义(non-essentialist)的认识，决定事物的本质及其变化的是本体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的关系，决定知识的表现形式和图形背景的关键在于变异的多样化过程和运动的样式，因此，我们应当采用衍射式思维(thinking diffractively)。衍射不同于折射(refraction)或反射(reflection)，它是干扰的映射(mapping)，而不是复制、反射或繁殖的映射。衍射式思维模式并不会反映差异会于何处出现，而会反映差异的影响会于何处出现[31-33]。它关注的是哪些差异起作用、如何起作用以及为谁起作用等问题。简言之，衍射式思维模式关注如何发现差异和解释差异的本质等问题[16，34]。作为知识实践的物质表现形式，衍射式思维模式具有结构性特征。后现代女性主义认识论关照下的科学研究重视多重声音(multivocality)或多重性(multiplicity)和超文本(hypertext)，即通过新的数字媒体来发现多重声音。超文本即通过多渠道以电子方式联结起来的文本碎片、声音和图像等，构建多重叙事框架。超文本可以真实地再现知识形成的过程。这就意味着，科学解释需要破除知识权威，摆脱所谓科学的规范性叙述的束缚[35]。多重性不仅意味着视角的多元性，而且意味着意义的多元性和结构的多元性[36]。换言之，研究者的观察视角应当是动态的，而非固定不变的，需要不断调整；对观察对象的解释应当是多方面的，而不应当是单一的。正如没有唯一的女性主义认识论一样，知识也不是唯一的，知识的形成方式也不是唯一的。知识不仅仅是社会产物，而且是社会过程，知识形成于社会化过程之中。知识不仅是思想、观念、信念，而且是物质化的表现形式，这样，两性差异可作为不同认知方式的来源。而且，女性不同阶层、群体、种族之间的差异亦可作为知识构成的基础，以主体与客体、事实与价值相互交融为特征的具有强烈自省精神的“强客观性”随即建立[7，37]，将自然、文化和知识融于一个复杂的相互依赖的整体之中[38]。在女性主义认识论框架下，主体与客体、自然与社会的二元论模式被彻底抛弃，科学研究被置于社会语境之中。理性是改变科学研究态度、意图和实践的力量。相应地，理论理性就是通过反思理性来获取、拒绝和修正认知态度(包括信仰和理论承诺)，以及探究实践的力量。这样，反思性认可就可以检验某种考虑是否可以成为我们采取某种态度或从事某种实践的理由。换言之，反思性认可不仅可以检验我们科学态度的合理性，而且可以检验我们所从事的科学探究的合理性[39]。反思性认可拒斥个人主义的自足性，主张社会性的探究实践，因为个人探究的结果必须有待于他人的检验方可为整个科学共同体所接受[5]。由于性别对科学研究的态度、知识的内容和形成过程具有影响，因此，科学研究就无法回避性别化的理论分工问题。性别化的理论分工对理论知识的内容、形成过程和发展都具有影响。不同性别的研究者面对同样的研究对象可能得到不同的回答[40]，得出不同的结论，并形成不同的知识和知识结构。因此，知识实践必须重视研究者的性别多样性和相互平衡，在评价知识的有效性时尤其要关注研究者的性别。正是因为研究者的性别是影响所观察对象的变量，或者说，是影响和观察对象的接近程度的变量，合理的科学研究设计就必须注意研究者的性别，采用性别平衡、反思性社会学方法和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策略性互动来构建完整、合理的知识结构[5]。理论的认识论价值无法通过意识形态的直接运用加以评价。理论不仅要陈述事实，而且要将事实组织成系统，并对其意义予以说明。从逻辑上看，理论要超越事实。所有理论都因为经验性证据而缺乏说服力[41]。要想在被观察的事实与理论假设之间建立联系，就需要借助于辅助性背景假设。只有具有经验充分性的理论才具有科学合理性。因此，科学研究应当关注对行为具有决定作用的线性因果关系和对行为的结构限制，通过自我批判和自我改进机制，建立反思性的自我认可(reflective self-endorsement)检验体系[5]。显而易见，女性主义认识论关照下的科学研究已经建立了新的解释模型，重新建构了老问题，揭示了影响主流理论有效性的事实，改进了数据收集技术，纠正了科学研究者中普遍存在的认知偏见，清除了由性别意识形态继承下来的困惑，改变了科学研究实践和理论建构的方向，重新构拟出针对各种不同研究项目的前景和优点的评价机制，成功地改造了理论知识领域[5]。一言以蔽之，女性主义认识论对科学方法论的贡献就在于：它使我们认识到，科学理论并不具有唯一性，而是存在各种可能性[42]。当今女性主义认识论不仅研究范围得到大大拓展，而且研究方法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方面开展后库恩式(Post-Kuhnian)研究；(2)社会建构论研究；(3)知识考古学和知识社会学研究，企图发现被湮没的西方文化文本；(4)对分析文本和认识论的后结构主义研究[6-7]。三、结束语自从女性主义认识论诞生之日起，其就与科学研究交织在一起，二者共生共栖已经有近四十年的历史。然而，女性主义认识论对科学研究尤其是科学方法论的贡献却鲜有人论及。即使偶有研究者论及科学研究中的偏见与女性主义认识论相关，但往往浅尝辄止，对女性主义认识论的贡献要么一笔带过，要么只字不提[8-9]。鉴于此，本文从理论批判、理论建构和发展取向等三个方面全面分析了女性主义认识论对科学方法论的贡献。女性主义认识论对科学方法论的贡献就在于：其使我们认识到，科学理论并不是只有唯一性，而是存在各种可能性[42]。[参考文献][ 1 ] FIDELL，L.S.Empirical verification of sex discrimination in hiring practices in psychology[J].American psychologist，1970，25(12)：1094-1098.[ 2 ] FOX，MARY FRANK.Sex segregation and salary structure in academia[J].Sociology of work and occupation，1981，8(1)：39-60.[ 3 ] LEFLCOWITZ，M.R.Education for women in a man’s world[J].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1979，(6)：56.[ 4 ] PALUDI，MICHELE ANTOINETTE，WILLIAM D.BAUER.Goldberg revisited：What’s in an author’s name[J].Sex roles，1983，9(3)：287-390.[ 5 ] ANDERSON，ELIZABETH.Feminist epistemology：An interpretation and a defense[J].Hypatia，1995，10(3)：50-84.[ 6 ] 杨永忠，周庆.女性主义哲学研究的现状与前景[J].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7(3)：1-7.[ 7 ] 杨永忠，周庆.后现代哲学视野中女性主义认识论研究[J].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8(3)：10-15.[ 8 ] LONGINO，H.E.Subjects，power，and knowledge：Description and prescription in feminist philosophies of science[M]//E.F.KELLER，H.E.LONGINO.Oxford readings in feminism，feminism and scien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264.[ 9 ] LOZANO，RUBIO SANDRA.Gender thinking in the making：Feminist epistemology and gender archaeology[J].Norwegian archaeological review，2011，44(1)：21-39.[10] HARDING，SANDRA.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M].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6：142.[11] GONZ LEZGARC A，M.Epistemología feministy práctica científica[M]//N.BL ZQUEZ GRAF，J.FLORES.Ciencia，tecnología y género en iberoamérica.Coyoacán：UNAM，2005：575-596.[12] HARAWAY，DONNA.Situated knowledge：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and the privilege of partial perspective[M]//DONNA HARAWAY.Simians，cyborgs，and women：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s.London：Free Association Books，1991：183-201.[13] HARDING，SANDRA.“Strong objectivity”：A response to the new objectivity question[M]//J.KOURANY.The gender of science.Engle wood Cliffs，NY：Prentice Hall，2002：340-352.[14] KNAPP，B.Archaeology without gravity：Postmodernism and the past[J].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1996，3(2)：127-158.[15] BRUMFIEL，E.M.Methods in feminist and gender archaeology：A feeling for difference-likeness[M]//S.MILLEDGE NELSON.Handbook of gender in archaeology.Lanham，MD：Altamira Press，2006：30-58.[16] WHATMORE，S.Materialist returns：Practising cultural geography in and for a more-than-human world[J].Cultural Geography，2006，13(4)：600-609.[17] HUGHES，CHRISTINA，CELIA LURY.Re-turning feminist methodologies：From a social to an ecological epistemology[J].Gender and education，2013，25(6)：786-799.[18] SHAFFER，D.R.Developmental psychology：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M].Belmont,CA:Wadsworth，1989：9.[19] 蔡寒松.生命全程语言学：理论和实践[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1(1)：2-6.[20] 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389.[21] 哈丁.科学文化多元性：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和认识论[M].夏侯炳，谭兆民，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202.[22] 杨永忠，周庆.论女性主体意识[J].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2010(4)：7-11.[23] CAMPBELL，KIRSTEN.The promise of feminist reflexivities：Developing Donna Haraway’s project for feminist science studies[J].Hypatia，2004，19(1)：162-182.[24] 王宏维.论女性主义认识论演进中的三个基本问题[J].哲学研究，2009(7)：78-84.[25] 洪晓楠，郭丽丽.唐娜·哈拉维的情境化知识观解析[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95-100.[26] CURRAN，LIBBY.Science education：Did she drop out or was she pushed？[M]//LYNDA BIRKE，WENDY FAULKNER，SANDY BEST，DEIRDRE JANSON-SMITH，KATHY OVERFIELD.Alice through the microscope：The power of science over women’s lives.London：Virago，1980：30-32.[27] BECKER，JOANNE ROSSI.Differential treatment of females and males in mathematics classes[J].Journal for research in mathematics education，1981，12(1)：40-53.[28] BINFORD，L.R.In pursuit of the future[M]//DAVID J.MELTZER， D.FOWLER ，JEREMY A.SABLOFF.American archaeology，past and future：A celebration of the society for American archaeology，1935-1985.Washington：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1986：459-479.[29] WYLIE，A.Gender theory and the archaeological record：Why is there no archaeology of gender[M]//M.CONKEY，J.GERO.Engendering archaeology：Women and prehistory.Oxford：Blackwell，1991：31-54.[30] BRUMFIEL，E.M.Distinguished lecture in archaeology：Breaking and entering the ecosystem-gender，class and faction steal the show[J].American anthropologist，1992，94(3)：551-567.[31] HARAWAY，DONNA.The promises of monsters：A regenerative politics for inappropriated others[M]//L.GROSSBERG，C.NELSON，P.TREICHLER.Cultural studies.New York：Routledge，1992：295-337.[32] STENGERS，I.Cosmopolitics 1[M].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10：34-35.[33] TIMETO，F.Diffracting the rays of technoscience：A situated critique of representation[J].Poiesis prax，2011，8(2-3)：151-167.[34] BARAD，KAREN.Meeting the universe half-way：Quantum physics and the entanglement of matter and meaning[M].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2007：36.[35] JOYCE，ROSEMARY A，RUTH E.TRINGHAM.Feminist adventures in hypertext[J].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2007，14(3)：328-358.[36] HARAWAY，DONNA.Situated knowledges：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and the privilege of partial perspective[J].Feminist studies，1988，14(3)：575-599.[37] 吴小英.女性主义认识论与公共政策[J].妇女研究论丛，1998(1)：4-8.[38] ROBERT，A.Nature，media and knowledge：A transdiciplinary study of the nature and impact of ecological research in science，culture and philosophy[R].Unpublished MA，San Francisco：California Institute of Integral Studies，2011：1.[39] ANDERSON，ELIZABETH.Value in ethics and economics[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91-98.[40] SHERIF，CAROLYN.Bias in psychology[M]//SANDRA HARDING.Feminism and methodology.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7：47-48.[41] QUINE，WILLARD VAN ORMAN.Word and object[M].Cambridge：MIT Press，1960：22.[42] HARAWAY，DONNA.Primatology is politics by other means[M]//RUTH BLEIER.Feminist approaches to science.New York：Pergamon，1986：81-96.

文章来源：《探索科学》 网址: http://www.tskxzzs.cn/qikandaodu/2020/0529/344.html